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伶仃洋:天朝的走私天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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伶仃洋:天朝的走私天堂

三桅帆船梅洛普号驶进了伶仃洋,一面英国国旗飘扬在它的船头。

根据澳大利亚所保存的海事资料,这艘于1818年建于印度的木船,载重311吨,双层甲板,长27.7米、宽8.23米、高2.83米,其中两层甲板之间的高度有1.6米。

在1821年的初冬,这样的船可算是大船。而它的主人马地臣(Matheson,怡和洋行的创始人),就用它来做当时世界上最为暴利的生意——鸦片走私。

走私了很多年,英国人和中国的官员们,早就结成了利益共同体,虽然还远不到肝胆相照、荣辱与共的地步。待到遥远的北京突然有所振作,要禁绝鸦片,在皇权的巨大压力下,广东那些从鸦片走私中分润多年的官员们,也只好要求鸦片船驶离广州黄埔水面。

与梅洛普号被同时驱逐的,还有同属马地臣的霍格菲号、尤金尼亚号,及一艘美国商船埃米莉号。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,马地臣命令他的商船,在驶出河口后,就停泊到伶仃洋海面,继续做生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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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地臣当然没想到,梅洛普号在伶仃洋一呆就是三年,成了这里鸦片交易的海上仓库和浮动市场,甚至成了当地最为著名的“导航”标记;而马地臣更没有想到,自己还掀开了鸦片贸易史上的新篇章——“伶仃洋时代”。

曾令文天祥发出哀叹的这片伶仃洋,迅速地成为大清国的海上走私基地。似乎方方面面都从中获益,除了那个老大的帝国之外。

其实,早在鸦片走私商人到来之前,伶仃洋就已经是广州口外的主要海上枢纽。所有外轮进入珠江内河,必须在此等候大清国引水员前来检查。检查之后,外轮还不能立即进入,要再开往澳门办理入境许可证,而后才有第二批引水员前来,将其带入广州。如此折腾,老外们也无奈,反正地球人都知道,大清国的官僚体系,是以如何造就不方便著称的,否则,各级官员如何获得好处呢?好在大清关税全球第一低,看在钱的面上,忍忍也就算了。

在这漫长的入境等待中,外轮都停泊在伶仃洋面,加上那些无法得到入境许可的护航军舰,伶仃洋哪里还会伶仃,倒是热闹非常,成为大清的“世贸中心”。

这个“世贸中心”变身为走私中心,主要推动力有二:一是鸦片船被驱赶出了广州,聚集于此;二是在大清特色的体制之下,禁令终究只是官员们寻租的工具而已。1821年开始的严禁,其实所改变的,无非是走私的集散地点而已。

1837年的某天,在福建与广东交界的南澳海面,美国帆船“玫瑰号”抛锚停泊。港湾内还有两艘南澳水师的战舰,其中一艘上挂着“副将”的纛旗。

那位副将随即乘坐小艇,在随从的簇拥下,登上了美国船。他先是很威严地宣读了法令,走完了例行公事,而后支开所有的随从,只留下他的书办。美国人随即邀请他们进入船舱,官员劈头就问:“你们船上有多少箱?”

他指的是鸦片。

这艘船上,带了足足300箱鸦片,价值30万美元。美国人却只报了200箱。双方随后就开始谈“金沙”(Cumsha,好处费),一切都按照中国的“老规矩”(old principles)进行。密谈结束,官员又威严地离船。随即,中国买主们开始登船,进行鸦片交易。

这段细节,被记载在1882年出版的《广州番鬼录》一书中。其实,广州的鸦片交易场所,早已转移到了以伶仃洋为中心的洋面上。

1821年,行商们迫于官方压力,主动向官方举报了涉及鸦片走私的四艘外籍商船,其中英国商船三艘、美国商船一艘。官方随即对这四艘船予以强制驱逐。四艘船被迫退到了当时被当作“外海”的伶仃洋,并在那里继续进行鸦片批发交易。

从这一天开始,中国的鸦片贸易进入了所谓的“伶仃洋时代”,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爆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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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跨伶仃洋的“超级工程”港珠澳大桥标志着中国的崛起

“伶仃洋时代”的最大变化,就是行商们在鸦片走私中的中介作用大大下降,这导致了官商勾兑程序的巨大变化——外商们越过了华商,直接与官府开始勾兑,用大清海关的美国籍官员、汉学家马士的说法,这“大大提高了行贿的效率”。

马士将鸦片走私的“伶仃洋”时代,分为三段。第一阶段,从1821年至1828年,伶仃洋逐渐形成鸦片集散中心,外商开始直接面向终端渠道批发鸦片,原先的中介者行商们日渐退出,鸦片的走私量从1811年至1821年的年均4494箱,增加到1821年至1828年的年均9708箱。

1828年至1835年,是“伶仃洋”时代的第二阶段。在两广总督于1828年颁布了更为严格的禁烟令后,鸦片交易市场再度向北扩张,到了闽粤交界的南澳。这一时期,鸦片的走私进口量猛增到了年均18712箱。

自1835年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39年,伶仃洋时代进入全盛时期。精简了行商这一中间环节后,外商们的利润大大提升。鸦片走私大干快上,年均进口量达到了30000箱。

在“伶仃洋时代”,在广州经商的外商们,因为原先的“硬通货”鸦片被禁,无法以货易货,只能将在伶仃洋销售鸦片后的白银,带到广州采购回程的中国商品,多了道程序。但这一来,他们在广州的交易就成了纯粹的采购,而没有把柄可抓。一个“干净”的商人,对一个期待“不干净”的官员来说,就是一笔损失——广州的官员们少了巨大的灰色收入。

同时,因为都在外海进行交易,并与中国的消费终端日渐实现了无缝对接,外商们开始不再将大清国的缉私官员当回事了,他们也如同行商一样被精简,这大大激怒了这批既得利益者。

既得利益的沦丧,令广东的官员们开始真的痛恨起鸦片贸易了,并试图惩罚那些破坏潜规则的人。马士的《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》写道:“现在,外国走私商们把这张从非法贸易征集非法陋规的网撇开了,官吏们体会到他们所贪图的那部分好处竟被掠夺了,他们过去就是因为有这份好处,才愿意闭着眼睛不管的。于是,一场用奏折、谕旨、告示、命令和弹压等为武器的战争开始了。”

【摘自:《贸易战、八国乱与倒霉蛋——再说晚清国运 》雪珥[澳] /著 金城出版社】

图书信息

书 名:贸易战、八国乱与倒霉蛋——再说晚清国运

作 者: [澳] 雪珥

出版社:金城出版社

书 号:9787515517445

出版日期:2018年12月

定 价澳门新葡亰网址,:69.80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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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简介

晚晴国运,早已尘埃落定,甚至似乎成了老古董,但百年来国人未必看得清楚——鸦片战争,究竟我们败在何处?八国联军侵华,是否就只留下满腔义愤?辛亥革命,帝制被弃之如敝履,我们还丢掉了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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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雪珥,原名蒋文胜,澳大利亚华裔学者。职业商人,非职业历史拾荒者。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,通过挖掘海外史料,运用国际关系理论,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、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,尤其是中国改革史,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,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,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。

雪珥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战略分析师、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。著有《大东亚的沉没》、《绝版甲午: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》、《绝版恭亲王》、《辛亥计划外革命: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》、《李鸿章政改笔记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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